2014年10月1日 星期三

「在沒有胡適的時代讀余英時。」余英時年少受馬克思主義熏陶,如今更重視個人的尊嚴

Photo Credit:唐獎官方網頁
「我非常惶恐地要講我的自我反思,這可以說明我為什麼要寫某些書和某些題目,這有些自傳性質,也想藉此呈現中國歷史思想的變化。」
首屆唐獎「漢學」獎項得主余英時,18日接受天下雜誌採訪大談中國公民力量,而週五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的「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」(My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)演講,則回歸學術討論,分享他對中國史研究的批判與省思。


主持人、中央研究員副院長王汎森致歡迎詞表示:「余英時院士的資料Google上有幾千萬條,在此就不再贅述」;這位史學泰斗,研究橫跨文學和史學,時間序列「從堯到毛」(堯舜到毛澤東),共出版了59本書、400多篇論文,但直到今天,不管是研究者、學生、讀者,都仍好奇究竟余先生下本書會怎麼寫;他師從錢穆(1895-1990),年輕時即展才華,哈佛歷史系還曾在余英時入學後,向錢穆表示:「哈佛得到余英時一個人就夠了。」

唐獎獎章。(圖片來源:唐獎媒體專區)
唐講獎章。

「我研究中國史已有60年,在這60年我們要注意的是研究方法中的『假設』起了很大的變化。」

他提出影響中國史研究的三種研究方法:一為梁啓超將西方上古、中古和近世的時序演進套用在中國史脈絡,二為德國史家蘭克(Leopold von Ranke,1795-1886)提倡的歷史「科學化」,此方法又經由傅斯年(1896-1950)推廣而奠定研究者對史料的重視;第三則為馬克思史學,余舉霍布斯邦(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,1917-2012)為例,表示霍著作涵括政治、經濟和社會,寫的是歷史的整體變化,而余本身在新亞書院就讀期間便受馬克思主義熏陶。

余英時接著表示,假使將基本假設去除,就沒有中國是否落後或領先的命題,也無需探討中國是否有啟蒙時代,而是如同湯恩比(Arnold Joseph Toynbee,1889-1975)將每個文明當作單一個體,或如雅斯培(Karl Theodor Jaspers,1883-1969)提出中國、希臘、印度、猶太文明間的獨立性。

從依循「歷史中的規律」到找出「歷史中的變化」,如今年屆84歲的余英時似乎更關心「群體中的個人」,更擔起知識份子的重任:他的研究聚焦中國士大夫,現實中則對中國政府嚴格批判,他持續與中國民運人士互動聯繫,對香港民主運動表達支持,是學者中少見從學術研究到社會關懷一以貫之的典範。

余最後重申:「我們研究歷史,必須討論價值,還有注重人的尊嚴,人的重要性。」如此的「終極關懷」,自當傳承給了余的弟子們;王汎森終場感性說道,當年十七歲的他在台北街頭看到余英時刊載於聯合報副刊的〈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 〉,就此對他影響深遠,他更引用顧思齊在《南方都市報》一文作為本次演講的結論:
「在沒有胡適之的時代讀余英時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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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屆唐獎得主齊聚。(圖片來源:唐獎媒體專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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