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在沒有胡適的時代讀余英時。」余英時年少受馬克思主義熏陶，如今更重視個人的尊嚴

「我非常惶恐地要講我的自我反思，這可以說明我為什麼要寫某些書和某些題目，這有些自傳性質，也想藉此呈現中國歷史思想的變化。」

首屆唐獎「漢學」獎項得主余英時，18日接受天下雜誌採訪大談中國公民力量，而週五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的「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」（My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）演講，則回歸學術討論，分享他對中國史研究的批判與省思。


主持人、中央研究員副院長王汎森致歡迎詞表示：「余英時院士的資料Google上有幾千萬條，在此就不再贅述」；這位史學泰斗，研究橫跨文學和史學，時間序列「從堯到毛」（堯舜到毛澤東），共出版了59本書、400多篇論文，但直到今天，不管是研究者、學生、讀者，都仍好奇究竟余先生下本書會怎麼寫；他師從錢穆（1895-1990），年輕時即展才華，哈佛歷史系還曾在余英時入學後，向錢穆表示：「哈佛得到余英時一個人就夠了。」

唐講獎章。

「我研究中國史已有60年，在這60年我們要注意的是研究方法中的『假設』起了很大的變化。」

他提出影響中國史研究的三種研究方法：一為梁啓超將西方上古、中古和近世的時序演進套用在中國史脈絡，二為德國史家蘭克（Leopold von Ranke，1795-1886）提倡的歷史「科學化」，此方法又經由傅斯年（1896-1950）推廣而奠定研究者對史料的重視；第三則為馬克思史學，余舉霍布斯邦（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，1917-2012）為例，表示霍著作涵括政治、經濟和社會，寫的是歷史的整體變化，而余本身在新亞書院就讀期間便受馬克思主義熏陶。

余英時接著表示，假使將基本假設去除，就沒有中國是否落後或領先的命題，也無需探討中國是否有啟蒙時代，而是如同湯恩比（Arnold Joseph Toynbee，1889-1975）將每個文明當作單一個體，或如雅斯培（Karl Theodor Jaspers，1883-1969）提出中國、希臘、印度、猶太文明間的獨立性。

從依循「歷史中的規律」到找出「歷史中的變化」，如今年屆84歲的余英時似乎更關心「群體中的個人」，更擔起知識份子的重任：他的研究聚焦中國士大夫，現實中則對中國政府嚴格批判，他持續與中國民運人士互動聯繫，對香港民主運動表達支持，是學者中少見從學術研究到社會關懷一以貫之的典範。

余最後重申：「我們研究歷史，必須討論價值，還有注重人的尊嚴，人的重要性。」如此的「終極關懷」，自當傳承給了余的弟子們；王汎森終場感性說道，當年十七歲的他在台北街頭看到余英時刊載於聯合報副刊的〈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 〉，就此對他影響深遠，他更引用顧思齊在《南方都市報》一文作為本次演講的結論：

「在沒有胡適之的時代讀余英時」。

首屆唐獎得主齊聚。（圖片來源：唐獎媒體專區）